中国的典当业历史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开始，而中国的当铺源于佛教寺库质贷，当铺在历史上还有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抵当所等不同的称呼，但典当活动却早已盛行。汉代时，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却是出现于南朝，至宋朝成为独立专门行业，兴盛于明清两代，衰落于清末民初。《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典当业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可追溯到中世纪。”1993年曲彦斌著有《中国典当史》，是中国第一部典当史专著。
汉朝
《后汉书·刘虞传》载：“虞所贲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东汉末年黄巾之乱，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不和。刘原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外族，却被公孙劫掠。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称：“私人典当业从其业务形式来看，汉朝时期便已经产生了，但是有关典当活动的零散文字，只能认作随机性的行为，可视为产生典当业的萌芽。”
南北朝
《南史·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
《南齐书》有：“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韶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幌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
唐朝
《大唐六典》卷六载有一条关于质贷利率的具体规定“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本官不理。”
杜甫《曲江》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旧。”
白居易诗：“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
宋朝
吴自牧在《梦梁录》载：“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等等“俱各有行老引领。”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说：“今寺辄作质库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要。……庸俗所为，古今一揆。”
明朝
《明实录》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年”。又《嘉兴县志》载，安徽的“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农田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
清朝
薛福成表示：和珅被抄家时有“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2]
《合肥金融志》载嘉庆八年（1803年）合肥城有当铺13家，如德生、德成、德盛当铺，由李鸿章家族开设经营。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之子李经元经营的德盛当铺，有员工百余人，组织健全，分工明确，是合肥典当业中最大的一家。至抗日战争，合肥的典当近乎销声匿迹。
中华民国
民国二年（1913年）江苏省修订前清“本榜规条”而成的《典当修正本榜规条》之第5条规定：“当物眼同估值，不准信当，挜当，官物之可辨认者，概不准当，珍奇之物，不知价值者，不当。”
1940年10月，汪伪政府内政部和经济修订的《典当管理规则》中规定：资本额满100万元者称“典当”，不满100元者称“押当”。
2001年5月25日立法院制定全文三十八条“当铺业法”管理当铺业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上海市私营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经批准营业的为206家，1951年为197家，到1955年仅有145家。
注释
参考书目
- 曲彦斌，《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 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曲彦斌主编：《中国典当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杨肇通，《中国典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