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会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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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会址 | |
| 时间 | 1935年1月15日－1935年1月17日 |
| 国家 | 中国 |
| 地点 | 贵州省遵义市 |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省遵义，于是顺道于当地举行会议，地点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背景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苏联派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际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此后，毛泽东被夺取了军事领导权，其军事战略被放弃。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重失败，几乎被国军消灭。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并不清楚红军的具体情况，指挥能力也并不出色，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初期的失利。在强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此影响下，红军内部产生对博古及李德的不满，一些支持苏联派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挥，改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一方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参加人员
根据陈云的文章[1]，“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
- 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三人团成员。
-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
-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
-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
-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国统区工作部部长、兼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政治局候补委员
- 刘少奇：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红八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 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 凯丰：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 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到底是当选为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在1980年代公开出版的书籍多认为其为政治局委员；在1990年代出版的权威著作认定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2][3]）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 刘伯承：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 李富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军委纵队政委
-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
-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列席人员
其他人员
- 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场与会。出处为1957年3月6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带着资料员国瑞臻赴北京采访时杨尚昆的回忆。1980年代初李卓然谈到，在1935年1月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
- 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周恩来通知其参加会议，但未能赴会。当时红九军团担负掩护长征主力部队的后卫任务，分驻湄潭一带，红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后决定蔡树藩、罗炳辉留下继续指挥部队，由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
- 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周恩来通知其参加会议，但未能赴会。
- 尹自勇：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军团青年部长，据1954年6月25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得知：凯丰与尹自勇赴遵义会议。
- 董必武：195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被列为与会者。196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 林伯渠：1950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被列为与会者。
经过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5]。
会议决定：
- 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 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
- 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
- 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
影响及意义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废黜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没有选举总书记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总书记到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6]
参考文献
- ↑ 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 ↑ “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的代表……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2页。
- ↑ “稼祥从1931年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1934年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见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5页。
- ↑ 刘少文：被遗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
- ↑ 《长征史稿》。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 ↑ 环球网.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 石永言. 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 文史天地. 2001年: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