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及「仕」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士的其他意思，請見「士（消歧義）」。| 士大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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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士大夫畫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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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是傳統中國、朝鮮、越南、琉球等社會對具有一定聲望和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統稱。官員選拔制度（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及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基礎。士大夫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等的創造者和傳承者。中國將人分為貴族和平民，平民又分「士」、「農」、「工」和「商」四種。 「士人」，則是對讀書人的統稱。既包括貴族（地主階層）中的讀書人，也包括沒有官銜的平民士人[1]。士人屬於「勞心者」。孟子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反映了這些地區傳統社會對「士人」身份的推崇。
詞義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2]。「士」於殷商、西周時，和平時期任官吏，爭戰時為兵卒，文武相通。戰國時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復有保衛國家的責任，演變為文人、官僚性質，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3]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4]
特點
地位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朝，並在宋朝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5]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6]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7]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8]
功能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9]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10]
理想的「士大夫」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宋朝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
中國
先秦之士
「士」，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專業與知識分子的統稱。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論標準的是孔子。《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就是說，重視道德操守、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可以稱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對「士」的分辨更為詳細，他所謂「古之仕士」「古之處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對士最明確的要求是「從道不從君」。士參與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仁義之道為依歸。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確立的基本士則：士志於道。[11]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可以是「俠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春秋戰國群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準，泛指具有一定異於常人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有着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士族」之列。如：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馮諼客孟嘗君、蘇秦連橫等。
漢代至唐朝
西漢儒生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各代上的主流哲學。（注意：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來報效君王和國家。漢朝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舉孝廉」往往是選拔官員的標準，而考試不是必須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着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2]
魏晉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在權勢與道義發生衝突時，一定會「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13]
宋朝
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朝，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如此，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這一群體應該說在宋朝正式形成了。[14]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朝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15]宋朝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16]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7]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18]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19]
宋朝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20]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1]
元明清
宋朝程朱理學的發展進一步強化、發展了儒家思想，佔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影響
消亡
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科舉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階層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此事件標誌着科舉制度的結束。隨着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國內西學東漸的進行，傳統士人之所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再加上科舉制度的取消，使之失去了「學而優則仕」的上升通道，傳統士大夫和士人階層在中國走向瓦解。
註釋
- ↑ 近藤一成：〈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 ↑ 《國語·晉語四》：「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
-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 ↑ 近藤一成：〈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 ↑ 近藤一成：〈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 ↑ 近藤一成：〈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 ↑ 近藤一成：〈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 ↑ 《「士君子」的清流遺風》
-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 ↑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參見
參考書目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朝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閻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閻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
外部連結
- 羅志田：〈論「士」與知識分子的區別〉（1999）
- 高明士：〈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 柳立言：〈宋朝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
- 柳立言：〈士人家族與地方主義：以明州為例〉。
-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中國社科院.